试论档案馆学研究的深化问题
发布时间: 2010-7-14 10:27:33     上传者: zxy     访问数: 1689
试论档案馆学研究的深化问题
 
 
[摘 要] 虽然档案界已对档案馆学进行了不断的探讨和界定,但重新审视后发现档案馆学的研究对象及其定义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借鉴档案学概念的转变模式,可以给档案馆学下一个全新的定义。由此可知档案馆学的研究对象定位在档案馆现象,不过由谁来研究以及怎么研究需要区别对待。业界需要拓宽档案馆学研究的领域,并不断丰富其内容。而业界内研究档案的专家则严重匮乏,亟待培养和造就。
 
[关键词] 档案馆学定义档案专家
 
[分类号] G270
 
Abstract: Archives Science had been researching by the academics, but its subjects of study and the definition were worth exploring through the scan. Referring to the transition of definition in archival science, we can give a new definition in Archives Science. Therefore we know the new subjects of Archives Science were the phenomenon of archives. At the same time, the research of Archives Science became a question. We need make a difference on the research, and broaden the fields of research. The Archivist shortage is grave, so they need be educated and brought up as soon as possible.
 
Keywords: Archives Science; definition; Archivist
 
  我国档案馆是党和国家的科学文化事业机构,是永久保管档案的基地,是科学研究和各方面利用档案史料的中心。正因为档案馆有如此的定位,所以其在档案事业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而对档案馆的研究也一直是档案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成为了其所包含的学科之一。但对档案馆学进行考察之后,发现有必要进行反思,档案馆学研究需要不断深化。
 
  一、档案馆学的反思
 
  中国档案事业的近代化(也可以说是早期现代化)从根本上具有生发的历史必然性,完成由古代作为政治附庸的“档房”模式向近代作为公共文化事业机构的“档案馆”模式的转变,有其丰厚的社会土壤作基础。传统史家的理想、乾嘉以来“实事求是”的科学求真精神、五四前后西方实证方法与科学史观的传入与模仿、“新史学”对档案信息价值的深入分析和档案“双元价值观”的形成、内阁大库档案的遭遇与整理实践、“公共心”的提倡和图书馆博物馆事业的拉动、外国档案馆事业的专业见识、行政效率提高的呼声等多种因素,共同营造了近代档案思想形成的人文环境,促进了我国档案事业的专门化和档案学的萌芽。[i]
 
  虽然,作为新兴事物的普遍出现,档案馆是到了现代才有的,但是,档案馆作为一个概念的提出,却是近代档案学完成的。1947年,傅振伦的《公文档案管理法》首倡“档案馆”这一新型的档案管理组织形式,草拟了“国家档案馆组织系统”和“全国档案馆组织条例”,并就档案馆的选址原则、建筑形式、库房设备及其管理等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真知灼见。由于档案馆等新组织的发现及其在全国的普遍实践,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现代档案管理学开始将关注重点由档案各个业务环节的管理程序与方法研究,拓展到档案工作和档案事业管理研究,在之后的30多年里,档案工作的组织,国家档案全宗、档案馆的性质和任务、档案馆的网络体系、档案馆在档案事业中的主体地位等宏观问题逐步进入档案管理学的研究视野,并日益成为工作的焦点与研究的热点。到了80年代后期,档案工作者对于档案馆管理理论与实践的关注,进入一个高潮,甚至兴起了一门叫做“档案馆学”的学问。[ii]
 
  什么是档案馆学?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有学者给出了这样的定义:档案馆学是研究档案馆工作的产生、发展及其规律的一门学科。[iii]进入21世纪,有学者就此问题,做了进一步的引申和发展:档案馆学是研究档案馆与档案工作的产生、发展及其规律的一门学科。[iv]实际上,档案馆的定义与档案馆的研究对象有直接的关系,早在1985年,就有人认为档案馆学需要建立,并认为档案馆学的研究对象是档案馆工作的矛盾及其运动规律,同时还给档案馆学下了一个相关的定义:档案馆学是一门关于档案馆的产生、发展、组织形式及其工作规律的科学。[v]随后,有人提出了不同的意见,认为档案馆学的研究对象应为档案馆,而不是档案馆工作。[vi]
 
  探讨档案馆学的问题,不能停留在其概念发展的这个阶段。学界需要拓宽视野,开辟档案馆学研究的新内容和新领域。档案馆学的定义与其研究对象密切相关,但我们需要高屋建瓴地进行考察和探讨。
 
  档案学泰斗吴宝康先生曾对此问题发表过以下的看法:档案学,这已经是一习惯的名称。按现在档案学的研究内容来看,确切地说档案学应改称为档案馆学,像图书馆学、博物馆学的名词一样,比较科学一些。我们把档案馆学按习惯仍称为档案学,只要为我们大家所接受和理解,那末也并不是非改不可的。[vii]
 
  随后,刘国能先生就此问题和吴先生做了交谈和探讨:1994年元旦前夕,有机会去中国人民大学档案学院,顺便拜会了吴宝康教授,请教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他谈了一些很好的意见。他说:我过去是说过档案学就是档案馆学,我是把档案馆学放在广义上看待的。现在呢?我说,档案事业发展了,档案学也在发展,可以建立更多的分支学科了。他说:是的……吴老的简短谈话,讲清了当时他讲的“档案馆学”的实际含义及其与发展中的档案学的关系。[viii]
 
  同年,陈智为先生就档案学和档案馆学的关系做了认真细致的辨析,并给出了明确的观点:档案学不能等同于档案馆学,档案学研究的范围要大于档案馆学,而档案馆学是档案学的分支学科之一。[ix]
 
  实际上,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已有学者就此问题发表过类似观点:档案馆学是档案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档案学包括档案馆学。[x]可惜没有引起学界重视,一直沉寂于学海之中。对此类现象,值得学界深思和反思。当然,探讨档案馆学问题,还牵涉到相关学科的对比问题:
 
  图书馆学的学科研究客体是“图书馆”,档案学的学科研究客体是“档案”。在这一点上,档案界的人士也曾经发出过疑问:为什么图书馆界将其学科名称定名为“图书馆学”,而我们档案界为什么不能把学科名称定名为“档案馆学”?学科研究客体说到底就是这个事业的实践客体,图书馆学与档案学的学科名称是由两者所对应的实践客体决定的。
 
  “档案学”为什么不能称作“档案馆学”呢?档案学的研究对象也是档案的收藏、管理和利用。但如前所述,档案的收藏、管理工作涉及档案室与档案馆两部门,如果按照“图书馆学”的模式,就应该将其称为“档案馆与档案室学”,显然不如“档案学”简约。在档案界,同样也存在着一体的问题,但它的一体化主要是一个机关或部门内部文档的一体化,将来的档案学可能被“文件学”所取代。[xi]
 
  那么,档案馆学的内涵和外延究竟是什么?我们可以从档案学内涵和外延的变化谈起,也许能带来些许启发和思考。
 
  档案学是揭示档案和档案工作的性质、功能和发展规律,研究档案信息资源的管理、开发和利用的理论、原则与方法的科学。[xii]这是吴宝康先生主编的《档案学概论》一书对档案学进行的描述和阐释,影响深远。这种定义也是当时国内外对档案学理解的主流思想。不过,主流之外还是有另类和独特的思考:档案学的研究对象就是档案现象及其本质规律。换句话说,档案学就是研究档案现象及其规律的科学。[xiii]可惜,这种观点直到数年后才引起重视:
 
  为什么中外档案学界在表述档案学的研究对象时会出现把档案学本身排除在其研究对象范围之外这么一种相同的错误呢?我想,这与中外档案学界对档案学自身问题研究的欠缺不无关系。……旧中国的档案学,是在没有足够的理论准备的情况下由于社会的客观需要而把它推上历史舞台的。这就决定了档案学从一开始就缺乏一种作为学科本身发展的内在逻辑规律的内动力和不断反思自身的自觉性。旧中国档案学的这种“先天不足”,不能不对它以后的改造和发展历程产生重大的影响。……新中国的档案学似乎从一开始就过分地忙于实现自己作为理论指导实践的功能,而多少带上了忽视思考自身的倾向。客观地说,这种状况主要是由当时的历史条件所决定的,而并非是档案学理论工作者考虑欠周或缺乏思考档案学自身的热情和能力。……对档案学研究对象概括不全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长期以来档案学界对档案学本身问题研究的不足。当然,指出这一点也并无意排除人们对档案学研究对象进行概括和表述本身存在错误等原因。……不加强对档案学本身的研究,就不可能科学地、全面地概括和表述档案学的研究对象;而不能科学地、全面地概括和表述档案学的研究对象,就会影响到对档案学本身的研究进程。[xiv]
 
  也许正是陈永生在《档案学论衡》中对档案学自身问题研究的重视和推动,导致学界对档案学研究对象和定义进行了重新审视。新版《档案学概论》就对档案学的定义进行了修正:档案学是以档案现象为研究对象,以揭示档案现象的本质和规律为目标的一门综合性学科。[xv]
 
  由此可以发现,学界在档案馆学研究对象及其定义问题上也有类似问题。所以,如果要重新审视档案馆学的研究问题,首先要在研究对象和定义方面进行更新和刷新。有鉴于档案学概念的转变模式,我们可以给档案馆学下一个全新的定义:档案馆学是以档案馆现象为研究对象,以揭示档案馆现象的本质和规律为目标的一门学科。
 
  二、档案馆学研究的深化
 
  既然档案馆学的研究对象定位在档案馆现象,那么,面对日益复杂多变的档案馆现象,我们又该如何看待呢?
首先是谁来从事档案馆现象的研究呢?目前,档案馆学的主要研究力量集中在档案界,不论是档案馆内的工作人员,还是档案行政系统的管理人员,或者是档案教育系统中的师生,他们都从不同的角度对涉及到各自关心的档案馆问题进行不同程度的探讨。但是,仔细思量后发现档案馆学的研究主体有一定的局限性。
 
  有一种感觉,比如说,某某档案馆或图书馆在已知的馆藏当中忽然发现未知的馆藏内容,经媒体传播很快成了一宗新闻,于是,这样的新闻,随着这类馆藏内容的陆续“发现”而逐渐增多起来。……以“发现”来制造新闻热点,当然没错。“忽然发现”或“偶尔发现”,那就更具有新闻价值了,这也许是新闻报道当中最抢眼的直白,档案馆将其“拿来”,也要“发现”一通,主观愿望可以理解,但客观事实却不能宥谅,因为,原本可能烫手的新闻,恰就在“发现”之中冷却、“发现”之后“死去”,因为,久远深沉的埋藏,实在经不起如此“忽然发现”可能带来的不幸“风化”。那么,“发现”之前呢?发现之前干嘛去了?……“发现”本身的负面反映体现于档案馆(图书馆)是最为明显不过了。以“发现”自炫,正好不打自招,表明我们对自己眼皮底下的馆藏视而不见或一无所知,需要“偶尔”、“忽然”相助。[xvi]
 
  与图书馆、博物馆相比,档案馆虽然也是文化事业部门,但其社会影响和美誉度却大为逊色。其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科研工作上的差距。科研水平不同,形象也就不同:说起博物馆的人员,人们往往联想到专家;谈起图书馆,人们想到的是知识分子;提到档案馆,人们想到的却是职员。所以说,科研水平的高低,不但影响着档案管理工作,而且关系到档案馆的社会声誉。我们应该破除旧观念的束缚,在搞好档案管理事务的同时,借近水楼台之利,捷足先登,积极从事研究工作,以广博的知识和高质量的服务造福于社会。……档案工作虽然琐细平凡,但涉及到的知识技能是方方面面的,档案信息更是丰富多彩,我们不能把档案工作者的研究限制在档案的收集、整理、鉴定、保管、利用等具体事务中,而应该允许他们利用档案信息进行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研究,同时允许他们从事信息技术、书法、绘画、篆刻等技术技能的研究。[xvii]
 
  档案馆的研究职能无论是在履行档案馆的职能中,还是在充分发挥档案馆的功能中,均具有不可替代的基础性作用,这是由档案研究的内容与作用所决定的。……档案馆作为一个文化事业单位,其工作人员不应只起到收藏者和保管者的作用。加强对档案内容的研究,不能只看到对提供利用的作用,而且还有更深刻的意义。档案馆藏状况与研究成果是决定档案馆在社会上影响力的两个重要因素,当档案馆以悠久而丰富的馆藏而著称于世,以显著而大量的研究成果展现于社会时,还有谁能忽视档案馆的存在呢?如果档案馆资源贫乏,且仅起到仓库的作用,它的功能又怎能得到社会的认可呢?……档案馆档案研究的范围是十分广泛的,各地档案馆在实际工作中也程度不同的开展了有关方面的研究。这些研究涉及一系列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其重要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它在档案馆履行自身职责与充分实现其功能中具有基础性的作用,是推动档案馆事业持续发展不可缺少的动力,目前应当进一步确立并加强档案馆的研究功能。[xviii]
 
  所以,应在档案馆系统中加强人才培养。只有具备了适当的机制,才能培养出真正的档案专家,这样,档案学和档案馆学研究才能得以不断提高。当然,就档案馆学研究主体而言,除了档案馆人才外,还需要有相应不同学科、不同岗位的人来从事相应的研究。比如,建筑学的人员可以从其关注的角度探讨档案馆的建筑问题,档案利用者可从自身角度关注档案馆的便利与否。
 
  其次,档案馆学究竟该研究什么内容?档案馆现象包罗万象,从档案馆的选址、设计到建筑,到档案馆的日常维护和运行,再到档案馆形象的提升和深化,等等,都需要研究。而目前学界多集中在档案馆管理方面,需要拓展思路,开辟新领域和新内容。
 
  档案馆学研究可以从理论、技术和方法等方面分层次分阶段地进行。一方面,需要从实践出发,从实践中找出新问题、新现象,既而发现其客观规律;另一方面,则需要反思精神,探讨实践及其理论背后的理念和观点。
 
  目前,学界对公共档案馆、数字档案馆关注较多。以公共档案馆为例,近几年,有关公共档案馆的文章常见诸报刊杂志,部分档案馆已开始进行公共档案馆建设的实践探索。“公共档案馆建设已经成为中国档案事业发展不容忽视的内容之一。目前的研究在理论方面已取得了一定成果,实践上也已开始起步,但也有不足之处。……公共档案馆概念的提出是档案馆自身建设的需要,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而社会环境的变化有时更能成为档案馆发展的推动力,档案馆与社会的动态性决定了公共档案馆建设的动态性。此外,实行何种管理模式、运行机制、具备那些服务功能才能称得上真正意义上的公共档案馆,没有可资借鉴的标准。加上‘公共’一词的不准确性,公共档案馆的建设将是一项长期的动态工程。”[xix]
 
  从公共档案馆和数字档案馆的探索之路可以发现,档案馆学研究任重而道远。在实践工作开展之际,理论工作可以或先或后地进行着。但是,理论之树常青,学术研究需要高屋建瓴和高瞻远瞩则是要非常明确的。
 
  此外,档案馆学研究可以借鉴相关学科内容和知识,甚至与图书馆学、博物馆学融合为“三馆之学”。“研究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三馆’学,不仅要通一馆的知识,还要兼通其他两馆的知识。因为三馆资料的采集、鉴定、编目、研究、刊刻,或者复制流传、图录、书影的印行,在过程或方法上都是相通的。”[xx]图书馆和博物馆在某些方面远远比档案馆先进,比如在文化的传播和对待用户的态度与行动方面,档案馆需要虚心向他们学习,甚至是逐渐走向合作乃至融合:
 
  “档案馆有几位‘近邻’:博物馆、图书馆、纪念馆。当然,档案馆成为他们的‘近邻’不过是二十来年的事。原本档案馆的‘近邻’是保密局、机要局这些神秘兮兮的部门。当初,档案馆蜕去神秘的外衣,走进文化圈的时候,对他的‘新邻’还有点不屑一顾,不以为伍的味道,自以为行政级别高,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优越感。后来,档案馆不得不文化起来,再后来,档案馆想方设法文化起来,才发现不可小看他的这些‘邻居’们的文化底蕴、科技含量、社会效应,从‘邻居’那里借鉴到了不少有益的东西,比如纪念馆的陈列展览,图书馆的信息处理,博物馆的社会教育。期间,档案馆和他的‘邻居’们和睦相处,还时常‘走亲访友’,联手策划举办一些展览之类。近年来,文化开始市场化、产业化起来,这种‘邻里’关系也就不能不受影响,特别是原本相对稳定、分工明确、约定俗成的馆藏资源配置格局发生了新的变化。……面对‘邻居’们咄咄逼人的气势,档案馆虽然不必庸人自扰,档案馆的优势依然存在,自成体系的接受渠道基本稳固,但调整思路,加强规划却是至关重要的。征集工作最忌的是‘拿到篮里都是菜’。当然,继续密切与‘邻居’们的沟通、协调、交流和合作也是必不可少的,‘远亲不如近邻’,档案馆定会从中得益匪浅。”[xxi]
 
  综上,档案馆学的研究需要由各界人士共同来推进,由不同的侧面按照各自的速度和力度一起努力。档案馆现象日益复杂和突出,面对各种新问题,档案界要沉着冷静,积极迎战,坚定不移地把档案馆学研究推向纵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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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张会超,男,1978年出生,河南郾城人,博士,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档案学系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档案史、档案学基础理论。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档案学系上海200234)
 
(注:本文发表于《档案学通讯》2010年第3期,个别地方稍有改动。)
 
 
 
 
作者:张会超 来源:档案教育网
转载自:http://www.wdjj.cn/info/info_96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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