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学的学术尊严与基层档案工作者的职业尊严
发布时间: 2012-3-5 20:10:35     上传者: jennynk     访问数: 1314

 

档案学的学术尊严与基层档案工作者的职业尊严

 

 

摘要: 章华明 本文发表于2012年第1期《档案学通讯》 或许是高处知寒,或许是高瞻远瞩,近年来,以中国人民大学胡鸿杰为代表的一批档案学人开始关注档案学的学术尊严问题。2004 年,胡鸿杰在《档案学通 ...

 

章华明


本文发表于2012年第1期《档案学通讯》

 

或许是高处知寒,或许是高瞻远瞩,近年来,以中国人民大学胡鸿杰为代表的一批档案学人开始关注档案学的学术尊严问题。2004 年,胡鸿杰在《档案学通讯》第2 期发表了《论中国档案学的评价机制》一文。接着,他又在《档案学通讯》2005年第5、6 期,2009 年第5 期先后发表了《论中国档案学的学术尊严》、《论中国档案学的学术尊严(续) 》、《再论中国档案学的学术尊严》两篇文章。期间,他的单位也从“中国人民大学档案学院”变为“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时间跨度之长,对档案学学术尊严之关切,显而易见。以中国人民大学档案学科及《档案学通讯》在档案学界的领军地位,以胡的身份,“胡说”理所当然地得到了积极的回应。其中,有注解,有拓展;有肯定,也有商榷,还有另辟蹊径,自抒己见。

    “个体或学科的尊严,总是需要得到外部的积极评价和肯定”[1]。的确,要实现中国档案学的学术尊严,不仅需要档案学人进行深刻反省,更要听取整个档案系统甚至外界意见。笔者既是外人又是自己人——若干年前从宣传系统转到档案领域,并且在基层档案系统工作,所以,我也有资格参与这个问题的讨论。



    一、从关注档案职业到档案学学术尊严——问题的提出。


   其实,和档案学学术尊严的讨论交织的还有一场关于档案职业的讨论:2001年,中国人民大学主办的首届档案学博士论坛把档案职业的发展作为重要议题之一,此后,有关档案职业的讨论成为热门。《档案学通讯》、《档案与建设》、《档案管理》、《山西档案》等知名档案专业期刊纷纷助推,参与进来。其中,在《档案学通讯》发表的具代表性的文章有:吴红的《档案职业论》;胡鸿杰的《中国档案职业的形成与确立》及《论档案职业的发展空间》;徐拥军、张全海、杨冬艳的《档案职业纵横论》;贺军的《档案职业发展之理性回归》。笔者最近发表的《警惕档案核心期刊“核心价值”的整体迷失——和姜龙飞“档案公共关系批评” 》一文[2]实际上也和档案学学术尊严密切相关。

    胡鸿杰在关注、参与讨论的同时,敏锐地觉察到了档案职业的困境和隐藏在其后的对档案学学术尊严的质疑。他以当年博士论文的相关研究为基础,在《档案学通讯》2005年第5期发表了《论中国档案学的学术尊严》一文,发起了关于档案学学术尊严的讨论。他认为,学术尊严是指学科研究主体的一种心理状态和研究准则,是学术研究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中国档案学的研究主体需要在学科的理论形态及其建构等方面注重这种心理状态和研究准则[3]。他坦言,与任何理论都有它的时代局限性一样,“学术尊严”问题的产生以及对“学术尊严”的认识,也不能不受到社会环境和时代因素的影响。在我国“学术生态”弊端丛生的情况下重新讨论中国档案学的“学术尊严”问题,不仅显得更加必要,而且有些“迫在眉睫”[4]。

    “胡说”曾套用周国平教授的“一席话”,指出了可供中国档案学“研究主体”选择的“第三条道路”[5]。这条路概括地说就是,视寂寞为必然,视尊严为生命。同时,我还要补充一句:在寂寞中感受尊严,在寂寞中有“自以为是偷着乐”的业绩。至于如何重塑“学术尊严”,胡鸿杰开出的药方是:1、加强对中国档案学学术历史的研究;2、把握中国档案学理论研究的基调;3、建设中国档案学的学术规范[6]。

    在其后关于档案学学术尊严的讨论中,最具代表性的有任宝兴在《档案学研究》发表的《对中国档案学发展的几点看法——兼与胡鸿杰教授商榷》,高大伟、王广宇在《档案学通讯》发表的《中国档案学尊严的回归——基于学科范畴体系的考察》、《中国档案学尊严的解读与实现》等文章。任宝兴文在“内容摘要”中毫不讳言,要“对《论中国档案学的学术尊严》一文进行分析, 并提出不同观点”。

    以一个新人的眼光看,我有理由相信,这种现象意味着档案学界有着良好的交流、商榷、探讨的氛围,相比关于职业的讨论,有关学术尊严的讨论虽显“曲高”但还不致于“和寡”,正反映了档案人对档案学学术尊严乃至档案事业发展的关注与期盼。

    任宝兴文读来非常有意思。印象最深的是作者援引第13 届国际档案大会在北京成功举办的事例企图说明,“坚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 既是我们事业成功的主要经验, 也是中国档案学发展的一大优势”,所以他认为“中国档案学的正确发展方向、道路和遵循的基本原则”首先就要“坚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7]。且不说承办一次大会是否能说明“质变”,单这句话集中使用了“坚持”、“坚定”、“正确”、“政治方向”四个非常“革命”的词,是质疑“胡说”“革命与否”吗?一场本是平常不过的关于学术问题的讨论,似乎又和政治问题挂上了钩,想让我们回到大批判年代么?何况这样的“口号式”处方放到任何学科领域都合适,实际上也就等于没说。令人不解,也不愿意去解。毕竟时代变了。

    高大伟文、王广宇文则就“胡说”进行了引深。高大伟提出要实现从学术尊严到学科尊严的转向、从“制度档案学”向“社会档案学”转变[8]。基于对中国档案学尊严内在要素及外部表征的分析,王广宇则提出了实现中国档案学的具体路径,即从内铸品质、外塑形象两方面来促进中国档案学尊严的实现[9]。

    讨论至此,从问题的提出,到商榷、交流、引深,再到解决方案,似乎线索已经非常清楚,剩下来的就是“丰润”这根主线。其实不然。因为还缺了我等来自档案学学术圈之外、长期在基层从事具体档案管理和档案编研的档案工作者的声音。我自信地认为,我的观察和体验或许对档案学学术圈内之人有所启发和帮助。苏州大学的芮国强也主张,档案学研究人员应该带着争论的课题去面向实践, 转而搞些实际研究, 从实践中寻求答案。在从事了大量的实际比较研究之后, 许多问题就会显得清楚了[10]。而“人类社会档案工作发展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文献交流实践发展的历史,档案学理论也是在文献交流的实践中产生、发展起来的……档案学的理论也正是对利用档案进行文献交流工作的经验进行概括,并加以理性化而得到的结晶”[11]。



    二、基层档案工作者的职业尊严——档案学学术尊严的另一面。


     “胡说”将“学术尊严”归结为“学科研究主体的一种心理状态和研究准则”,并由此决定和制约中国档案学的研究状况。强调,中国的档案学在学科发展过程和理论形态等方面,没有给予“学术尊严”应有的关注,在研究者的“心态”方面,还存在“盲目乐观”和“盲目悲观”两种倾向。因此,需要通过“加强对中国档案学学术历史的研究”、“把握中国档案学理论研究的基调”和“建设中国档案学的学术规范”等方式予以纠正和弥补,以期重塑“学术尊严”[12]。

    高大伟承认,“除了少数的公共知识分子,有关学术尊严的议论多在各学科内部完成”[13]。这和“胡说”“维护档案学科的学术尊严是中国档案学人的历史责任”[14]一脉相承。“胡说”坚持,档案学理论作为一种科学体系,取决于档案管理实践,但不是档案管理实践的“临摹品”,并不能也没有必要直接再现档案管理实践中的所有问题[15]。但又承认,“采用事实标准对档案学进行评价是十分重要的”,虽然“如果完全采用事实标准来评价档案学理论,则会遇到由于标准本身的缺陷而带来的困难。”言下之意,是不是说,我们可以“不完全采用事实标准来评价档案学标准”,也就是说,如我等基层档案人“可以”参与评价档案学标准,参与档案学学术尊严的讨论?

    换个角度,档案学的学术尊严也不唯“研究主体”的心理状态和研究准则,也应该包括基层档案工作者如我等的心理状态和生存状况,甚至包括已经改行的档案人。那些处于“档案职业边缘化”的人们更渴望参与讨论[16]——似乎不包括公务员。相比档案学人,从事档案实践的档案工作者的数量要大得多。档案学的学术尊严不是狭隘的,自私的,不仅仅为学术本身,也应该表现在档案工作者,表现在整个档案事业。档案工作者在工作、生活中所拥有的尊严,直接和档案学的学术尊严联系在一起,就像出嫁的女子和娘家兴旺与否的关系一样。如果档案职业失却尊严,档案学的学术尊严自然也就成了空中楼阁。所以,胡本人也承认: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学术研究是否选择“实践”的出口,而在于我们学界究竟对自己面对的“实践”了解多少,我们的“研究者”对我国的档案职业情况究竟了解多少[17]。

    很遗憾,迄今为止,笔者没有听到基层档案人的声音。相反,受中国人民大学档案学科和“胡说”在学术圈内的影响,呼应“胡说”、参与这场关于档案学学术尊严讨论的皆属“档案学人”中的“研究主体”,参与面较窄。高大伟甚至将很多院校档案专业教育或萎缩或被“整合”、档案职业边缘化趋势以及社会档案意识普遍不高的原因,归结为“档案学的价值在社会还没有清清楚楚认识到它的时候,便已经在不明不白地衰减了”[18]。这真是学者的天真。档案学几乎和共和国同龄,快60年了。如果这么长的时间,社会还没有认清其价值,肯定是档案学本身出了问题,是档案学本身的价值和实践形式存在问题。

    但还是有人意识到了我等基层档案工作者的存在。任宝兴就认为,其实,学术尊严还是有的,它就是档案学内涵的外在表现,是公众认可和档案学发展“水到渠成”的结果[19]。王广宇则强调,学科尊严的评价和实现,需要外在的认同与认可。中国档案学尊严的外部表征是“学界认可”、“社会认同”。针对“社会认同”,他提出要“外塑形象”,推动档案服务社会化。他认为有效提升中国档案学尊严的重要途径是“对社会档案信息进行开放采集。只有通过开放采集,才能极大地丰富社会档案信息资源库,才能满足人们对档案信息的多样化和多层次需求,进而真正实现档案服务社会化” [20]。而近年来学界对档案服务(管理)社会化问题关注不断……最大共鸣是促进档案信息的开放利用[21]。显然,学界已经关注到了加强档案编研、开展档案文化传播对提升档案文化民间影响力的意义。这就和我的亲身实践挂上了钩。



    三、捍卫尊严——实现基层档案工作者职业尊严的路径何在。



    档案学人要维护自身学术尊严,就不能无视基层档案工作者的生存状况和切身感受,所谓“唇亡齿寒”。相应地,要结合实践有针对性地加强学术研究、学科建设。基层档案工作者则应在学术实践亦即日常档案工作中下功夫,努力在实践中维护档案学的学术尊严。

    首先就应该积极拓展档案工作平台。笔者以为,尊严是里,职业是表,尊严是水源,职业是河床,水源的大小决定了河床的宽度,关键在于尊严。如果档案学学术有了足够的尊严,档案职业的健康发展乃至档案事业的发展自然水到渠成。从任宝兴“水到渠成”说出发,窃以为,档案学和具体档案工作是“上游”和“下游”的关系,有“高”“低”之分。档案学的学术尊严不仅属于“上游”的档案学人,同样属于“下游”的基层档案工作者。上游没有水,下游自然干涸。相应地,如果档案工作“惠及面”方面较少,也会对档案学的发展产生消极影响。王广宇就认为,中国档案学之所以“冷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长期以来我国档案工作仅仅“服务”于政府部门,其“闭关自守、消极被动的常态”难以引起人们的好感和尊重,自然也“迁怒”于与其休戚相关的中国档案学[22]。事实正是如此:“下游”仅有的一点水都“专供”政府部门了,社会上哪来的声音和影响?又何来口碑和尊严?

    实际上,近年来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对档案学的需求是明显递增的。最显著的就是,“信息资源管理”、“知识管理”和“电子政务”等新生事物纷纷融入档案学,民生档案、健康档案、行贿档案、道德档案等名词更不断涌现,档案学的范畴渐渐拓展。这本是好事,但档案学人中仍然有怀疑“民生档案究竟是不是档案”的声音,他们反对“档案泛化”。这简直就是自我束缚。档案的涉及面、“惠及面”拓展对档案学有什么不好?不说从字面上从语法上从国家政策上这个问题已经不是问题,即便存有争议,档案学都要去争,去抢着做。说不定今后就会在档案学下设置民生档案这个本科专业甚或硕士点,使档案学得到从内涵到外延的丰富与拓展。在上海,每年一度的哲学社会科学年会是各学科集中亮相、交流、媲美的机会。遗憾的是,只有“历史”和“管理”,没有“档案”,档案学仍然是少数档案学人自娱自乐、自我陶醉、自我表彰的平台[23]。

    当然,档案工作长期“服务”于政府部门产生的一个直接“好处”就是近年来政府系统档案馆工作人员身份及待遇上的“参公”。虽然,职称评审被取消了,“档案编研”被打入冷宫,损失较大,但我们注意到,在“官本位”的中国社会,“参公”客观上打通了档案专业毕业生和公务员之间的通道,提升了档案人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这种做法,其实就是牺牲学术,“以学术换尊严”。长远地看,只要这些官员们角色调整适当并有所作为,对整个档案事业包括档案学的发展也不是坏事。何况,这总比基层档案工作者因为清贫都试着要离开档案馆,同时所有的人都偶尔利用档案,整个社会都将档案和清贫、孤独、乏味挂钩,要现实得多。

    其次,要大力加强档案编研。当年,周恩来同志曾谆谆教导档案工作者“必须研究历史”、“多读历史书”。实践中的确如此。作为基层档案馆馆长,日常工作中,我的职责分为档案管理与档案编研两大块。我感到,比较档案管理,档案编研的成果更直观,更贴近当下需要,因而更受关注、重视、欢迎,更能得到支持。换句话说,作为一名基层档案馆馆长,我所拥有的尊严大部分来自档案学的历史学因素,小部分来自档案学中的管理学因素。换个角度看,档案编研实则是对档案的历史学研究,是对档案的深度开发和利用,是基层档案工作者的优势所在——姜龙飞称之为“档案文化传播”。其成果不仅是对哲学社会科学的贡献,也是促进基层档案工作者声誉和社会地位提升的重要支撑。

    再次,档案学界不应拘泥于“元问题”等纯学术问题的研究,更应关注当下档案实践的发展,从中丰富档案学的学科内涵,拓展档案学的覆盖面和影响面。档案学理论具有鲜明的实践品质,不仅要培养专业人才,更为档案馆和档案事业建设提供具体的理论支持与指导。因此,在坚持基础理论研究的同时,更应强调应用理论研究往“实”处走[24]。目前,我国30所高校的档案学专业多定位于管理学领域,实则徘徊于管理学和历史学之间;近年来“档案学系(院)”名称几近消失,相比其他学科发展速度较慢,总体规模较小,本科生生源越来越少以至难以为继[25];培养规模小成就了高就业率,毕业生的竞争没有其他行业那么激烈;计算机、管理学、经济学类课程大量增加,档案学类课程压缩到少而又少。孙二明甚至认为,近年来档案学教育的改革,很难说是成功的[26]。这些事实说明,整个社会对档案学的需求不大,档案学的市场不广。档案学能否在这样的形势下,做到立足档案,在管理学和历史学之间“左右逢源”,需要处在“上游”的档案学人的大智慧,更不能回避。



    总之,档案学只有走出“象牙塔”,只有“落实”到社会和基层并突破原有的狭窄范畴,在拓展服务范围和档案文化传播方面有所作为,才能在更宽阔的舞台上展现档案学的专业优势和社会功能,才有可能更宽更高,从而在更大的社会领域扩大影响,维护并增进档案学学术尊严。同时,从事档案管理实践的人是多方面、多层次的,机关、高校、事企业单位都有;档案学不仅是档案学人的,更是广大档案工作者的,是我国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关于档案学学术尊严的讨论,不仅档案学人应参与其中,广大档案工作者甚至相关主管部门、用人单位,乃至相邻的管理学人、历史学人,都应该积极加入,各抒己见,共同推进。实践中的经验要上升为理论,也不唯档案学人,更应发动广大基层档案工作者积极、主动地自我提炼与总结。只有这样,我们的档案学才能真正源于实践进而回应实践需求并指导实践,才能成其为“科学”,才能自信地拥有自身的学术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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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王广宇,《中国档案学尊严的解读与实现》,《档案学通讯》2010 年第1 期。

[2]章华明,《警惕档案核心期刊“核心价值”的整体迷失——和姜龙飞“档案公共关系批评” 》,《档案学通讯》2011年第1期。

[3]胡鸿杰,《档案学通讯》2005年第5期,《论中国档案学的学术尊严》。

[4]胡鸿杰.《再论中国档案学的学术尊严》,《档案学通讯》2009 年第5 期。

[5]胡鸿杰.《再论中国档案学的学术尊严》,《档案学通讯》2009 年第5 期。

[6]胡鸿杰,《档案学通讯》2005年第6 期,《论中国档案学的学术尊严(续) 》。

[7]任宝兴,《对中国档案学发展的几点看法——兼与胡鸿杰教授商榷》,《档案学研究》,2006年第3期。

[8]高大伟,《档案学通讯》2010 年第1 期,《中国档案学尊严的回归——基于学科范畴体系的考察》。

[9]王广宇,《中国档案学尊严的解读与实现》,《档案学通讯》2010 年第1 期。

[10]芮国强,《档案学学术争鸣刍议》,《浙江档案》,1993年第2期。  

[11]吴建华,《论档案学的三个基本问题》,《南京大学学报( 哲学 人文社会科学)》,1996年第4期。

[12]胡鸿杰.《再论中国档案学的学术尊严》,《档案学通讯》2009 年第5 期。

[13]高大伟,《档案学通讯》2010 年第1 期,《中国档案学尊严的回归——基于学科范畴体系的考察》。

[14]胡鸿杰,《档案学通讯》2005年第5期,《论中国档案学的学术尊严》。

[15]胡鸿杰,《论中国档案学的评价机制》,《档案学通讯》,2004 年第2 期。

[16]吴红,《档案职业声望评价》,《山西档案》,2004年第2期。文章指出,在论及调查对象对档案职业的评价时,有63.17%的人认为档案职业的社会地位一般,有26.64%的人认为档案职业的社会地位较低和很低。

[17]胡鸿杰,《再论中国档案学的学术尊严》,《档案学通讯》2009 年第5 期。

[18]高大伟,《档案学通讯》2010 年第1 期,《中国档案学尊严的回归——基于学科范畴体系的考察》。

[19]任宝兴,《对中国档案学发展的几点看法——兼与胡鸿杰教授商榷》,《档案学研究》,2006年第3期。

[20]王广宇,《中国档案学尊严的解读与实现》,《档案学通讯》2010 年第1 期。

[21]王广宇,《中国档案学尊严的解读与实现》,《档案学通讯》2010 年第1 期。

[22]王广宇,《中国档案学尊严的解读与实现》,《档案学通讯》2010 年第1 期。

[23] 2007年初,由上海大学、上海师范大学、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倡议和上海市档案局(馆)联合创办“‘3+1’档案论坛”,四个单位轮流承办,每年举办一次。

[24]蒋冠,《对当前我国档案学理论研究的思考》,《档案学研究》2006年第4期。

[25]张芳,《高校档案学专业毕业生就业情况分析及前景展望》,《湖北档案》2009年第7期。

[26]孙二明,《档案学教育的根本出路探析》,《秘书之友》2007年第9期。

 

 

 

 

转载自:http://www.dazw.cn/portal.php?mod=view&aid=8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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